黄鹤楼记

来到黄鹤楼的那一天是五一黄金周的第三天,天气闷热潮湿,不走路都要出一身的汗。全国各地的人汇集于此,熙熙攘攘,人头攒动。此时此景,真不是登楼的好时宜。然而,到了武汉,不登黄鹤楼大抵如同到了北京不登长城,不吃烤鸭一样,会隐隐抱憾,心有不甘的。

说来也是机缘巧合,五一本计划是下江南的,然而苏州的车票告罄,不得已临时改了计划去武汉。上车前匆匆然买了一本熊召政先生的游记《水墨江南》,一来是为解旅途无聊,二来也想稍抚一下不能下江南的遗憾。谁知,翻开扉页,映入眼帘的第一篇文章竟然就是《登黄鹤楼》!细细一想,不禁莞尔,对呵,武昌也在江南嘛。

黄鹤楼在中国人心中,尤其是中国文人心中,已然不是一座楼那样简简单单。它就像一块坐标,沉甸甸地牢固在每个人的心头之上。始建于三国时期的黄鹤楼,命途多舛,屡毁屡建,经过了流光的洗礼,时代的磨难,楼中装的也不再仅仅是雕梁画栋,水墨丹青,而是盛满了诗情,盛满了画意,盛满了浓浓的情结,纠缠在这长江岸边,久久不能散去。

一千二百年前,李白与崔灏前后脚登上了黄鹤楼。崔灏前半生放荡,后半生坎坷,一直默默无闻,然而那一日登得楼来,却才思泉涌,脱口而出“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”,一刹时,惊煞了半个盛唐!让大名鼎鼎的李白也不禁感叹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灏题诗在上头”,然而,话虽如此,李白前前后后还是做了不少以黄鹤楼为题的诗,不过真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,没有一首及得上崔灏的这一篇。

“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这是公元七三二年春天,三十一岁的李白和四十三岁的孟浩然在长江岸边黄鹤楼下,执手告别。李白与孟浩然的这段友谊是中华文坛上的一段佳话。李白对于这位年长自己十二岁的兄长的赞美毫不吝惜:吾爱孟夫子,风流天下闻!然而,就是这个“风流天下闻”的孟夫子,不久前刚刚经历了一段失意,四十岁的孟浩然科考落第,心有不甘,不由发出“不才明主弃,多病故人疏”的感叹。谁知这两句牢骚却恰恰被当朝皇帝听到了,这让本对孟浩然还怀有敬仰之情的天子大为不满:“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,奈何诬我?”于是孟浩然灰溜溜地回了家,仕途之梦从此也就灰飞湮灭了。若干年后,到了有宋一朝,无独有偶,也有一位文人,考场失意,一愤之下,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吟低唱。”,结果遭到当朝皇帝的封杀,他便是“才子词人,自是白衣卿相”的柳三变,这是后话,在此不表。

李白走的依然是孟浩然的路线,虽然他豪饮高歌,佩剑天涯,但内心深处,仍然充满了对功名的渴求,对施展报负的期望。公元七五六年,五十五岁的李白投到永王李璘麾下,原本以为一展身手的机会到了,一气儿之下作了十一首《永王东巡歌》,歌颂李璘的丰功伟绩,谁知他上的却是条贼船,永王反叛兵败之后,李白也以“附逆”的罪名流放夜郎。

流放途中,经过黄鹤楼。这离上一次与孟浩然烟花相别已是二十六载光阴。故地重游,感慨万千。听着从楼中传出《梅花落》的笛声,凄惨惨,泪潸潸,仿佛整个武昌城都在一片冰天雪地之中,心灰意冷之下,吟出了那首“一为迁客去长沙,西望长安不见家。黄鹤楼中吹玉笛,江城五月落梅花”。从此,“江城”便成了武汉的别称。

李白与孟浩然不过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人的两个代表,中国的文人,他们想做官,想求功名,想出人头地,但是又要保持自己矜持与清高的形象。这些人做不成官的时候抱怨,做了官,如果官职不大也抱怨,从官场上被赶出来了依然抱怨!翻开中国文学史,百分之八十的篇目期期艾艾,怨声载道。果真都是“怀才不遇”吗?我看不然,让他们都做了官,放在任上,未必能做出什么利国利民的业绩来,倒不如让他们发发牢骚,留下了不少千古绝唱。

今天的黄鹤楼与李白、崔灏的黄鹤楼可谓人非物也不再是,历朝历代的黄鹤楼都经过了样式与格局的变化。今天的黄鹤楼是一座五层的建筑,内部还装了电梯。然而我更情愿拾级而上,内心大抵总觉得这样更虔诚一些罢。

登上黄鹤楼的顶层,刚才还熙熙攘攘的人流顿时清净了不少,沿楼四面转了一圈,将栏杆拍遍。这里北望中原,南极潇湘,西通巴蜀,东眺江淮,真无愧于“九省通衢”的名声。凭栏远眺,除了唐诗宋词里的风花雪月之外,从心底升腾的一股豪气喷涌而出。谁也不知道若干年后黄鹤楼会变成什么样子,是宫阙殿宇,还是摩天大厦?然而无论它的外形如何变化,只要它的魂还在,我们就不会迷失在这长江岸边。

那一年的三月烟花,那一年的白云黄鹤。岁月悠悠,诗意依旧,情怀依旧,魂,便依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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